扬州：浙大教授做客“汪迷讲坛” 他为汪曾祺描摹一幅“立体画”

汪曾祺。资料图片

近年来，一股“汪曾祺热”风靡，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汪曾祺的小说、散文。写着一手好文章的汪曾祺，是否仅仅只是一位著名的作家？昨天，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带着新作《“文人”汪曾祺研究》来到汪曾祺的故乡高邮，做客“汪迷讲坛”，从作家、书画家、戏曲家、美食家等多个视角，讲解、展示一个浑成的、不可割裂“文人”汪曾祺形象。

一个立体的汪曾祺

很多人在阅读汪曾祺的文章时，大抵会阅读他的小说和散文。然而，汪曾祺在旧体诗的创作，书法、绘画等方面均有着很深的造诣。

翟业军认为，汪曾祺是一名杂家，一位通才，绝不能以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曲家将其简单化。“文人”是多元化的，是立体的，是多才多艺的。

“汪曾祺在诗、文、书、画、戏、美食和博物等诸多领域均有所涉猎和创造：他的小说和散文的价值自不必说；他的旧体诗同样出色，这些诗与他的小说、散文一样描画着一个鸢飞鱼跃的世界。”翟业军说，他的字自有一番“意足我自足”的流畅、洒脱；他的画不画高、冷、枯、瘦、寒、空的山水，单画寻常却温暖的“人间草木”，有情的人间是汪曾祺以儒家为主体，吸纳道家、佛家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。“我是研究文学的，按理来说书画、戏剧等研究都在我的视域之外，但我想研究一个完整的、作为一个‘文人’的汪曾祺。在汪曾祺的指引下，我开始了解这些本不太可能关注的话题。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，于某个契机，我又遇到汪曾祺时，实在是有非常多的欣喜。”

一个变化的汪曾祺

汪曾祺的早期文章给读者留下了“灯火可亲”“人间送小温”的暖意。很少有读者注意到汪曾祺晚期风格的转变。在《“文人”汪曾祺研究》中，翟业军特地研究了汪曾祺的晚期风格，与“温暖”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。

“我们谈及汪曾祺，大抵会说《受戒》《异秉》《大淖记事》等文章，这是汪曾祺的适时之作。晚期的汪曾祺反抒情，直面死亡这一话题，这时候出现了《小嬢嬢》《薛大娘》《露水》《熟藕》等篇章。”翟业军说，“这些晚期之作，看似与先前截然不同，但从中能看出一个更为从心所欲的汪曾祺。很多人认为晚期的汪曾祺，水平走了下坡。但在我看来，没有好与不好，到了晚年，已经看淡生死的汪曾祺，为何不能‘胡闹’一下呢？”

翟业军通过手中的笔描摹“文人”汪曾祺，要从2004年说起。当年，《文学评论》第一期刊载了当时还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的翟业军的文章《蔼然仁者辨——沈从文与汪曾祺比较》。

众所周知，汪曾祺师法沈从文。那么，汪曾祺是否完全承袭了沈从文的风格？在这篇文章中，翟业军阐述了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同与异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结尾是：“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‘明天’回来！”而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的结尾则是：“十一子的伤会好么？会。当然会！”

翟业军说：“《边城》结尾的是一种既不给人希望，也不令人完全绝望的悬而未决状态。这是一种悲凉的，冷的底色。而《大淖记事》的结尾没有犹疑，斩钉截铁，否极总会泰来，幸福是可以预期的。”

《蔼然仁者辨——沈从文与汪曾祺比较》开启了翟业军长达20年的《“文人”汪曾祺研究》这本书的写作。

“我真正与汪曾祺第一次相遇，是在高邮师范读完三年中师，回到我的老家宝应县夏集镇做老师后。此前，我在高邮师范虽受到了文学教育，但从未想过有一天以文学为业。十多岁，我在当小学老师期间，一次去县城，顺手买了一本小说选，在回家的中巴车上，随便翻开一篇小说，一下子看进去了。”翟业军说，后来他才知道，这篇小说是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。

“可以说，汪曾祺和他的《受戒》是我的文学启蒙，也奠定了《‘文人’汪曾祺研究》这本书写作的必然性。20年间，通过反复重读汪老的文章，跟着汪老“学习”中国画论、听京剧。每每有新的发现后，我都会很激动。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全面呈现一位属于‘文人’的汪曾祺。”翟业军说。记者 张旭